Stranger under my skin

我不干搬运工这可耻的工作，不会搬运写满他人心事的日记，搬运大半年前的旧物？更不可能。
然而我在干什么，因为再努力地唧唧歪歪，咬文嚼字，词始终达不到的那个意，或者澎湃而始终无法突破脑浆的心情，被陌生人亦假亦真的一篇日志牵引而出，于是我那拙于表达的手指不受控制地迅速ccv，试图固定这股混沌的思绪，继而命名为自己的所有物。
是为偷也。

下文转自豆瓣，作者玑衡，原文点此。

大西洋一夏
2011-09-08 09:41:28
在大西洋道和夏街的路口，最后一个暑假结束了。我每天面对硕大的美国国徽和佩枪的警卫走过安检，把工作证放在安检灯上，等它从红色的叉变成绿色的勾，它总是变得太慢，我在安检的那一头被迫向警卫笑笑，“又是这么慢，劳你久等。”有时排我前面的男人被迫笨拙地解下自己的皮带，有时中年妇女将满满一包预备回家做饭的吃食送进X光检测器，我想他们在安检那头也得被迫向警卫笑笑。有几次我前面排着一个中国旅游团，组织参观这幢齐整的楼和它所代表的经济制度。他们唧唧喳喳地讲话，美国国债啦，金融危机啦，我听得懂所有字句，心里一阵哀愁，又一阵怕，怕警卫把我和他们混淆，以为我也是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在硕大的美国国徽下见到这些老乡让人时空错乱，我想把自己藏起来，藏进虚幻的电子邮箱地址，那里只有我的英文名字，我确信美国有千千万万的女孩叫同样的名字。

因工作需要，我每天见到许多保密文件，“内参”、“机密”、“绝对机密”，我还负责生产许多保密文件，学会如何为它们加上密码，如何确定保密等级，如何在页眉加水印……保密文件在一天结束时全得进碎纸机，我拿着成堆文件站在它面前时总禁不住回想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面前的碎纸机真是个出奇庞大又出奇安静的“忘怀洞”，右侧的小灯忽闪一下，几十张纸——那些来自真理部、友爱部、和平部的纸——就了无声息地在忘怀洞的深处变成碎片。这微弱的小灯常让我觉得这一整套保密系统是可笑的，它那么灵巧那么轻松地毁了几十个艰深难懂的保密文件，就好象这些文件本身并不承载任何实际意义，只是一个个艰深难懂的玩笑。而现在我也竟开始生产这些艰深难懂的玩笑，在这座大楼的另一个角落，在东西两岸十几个其余办公楼，必然有人在一天的尽头负责销毁这些玩笑。这多多少少像是个成人仪式，在碎片和碎片中传递讯息：“祝贺你，成为真理部、友爱部、和平部的一员。”

我坐在自己的隔间里，翻看前任留下的几百个文件夹，修改他写过的某个程序去完成新任务，为他监管着的几百个表格和指数更新数据。我还照看他留下的吊兰，隔几天浇一次水，总担心水是太少还是太多。我写信给他，问他想在自己曾经的办公桌上添些什么新植物，他反倒说起今年春天他曾剪了几枝鲜嫩的樱花树枝插在盆子里养，有几枝很快死了，有几枝最近长了小叶子。十二点一到总有一个年轻的同事跑遍整个楼层喊大家吃饭，于是大家呼啦一下都去食堂。餐桌上的话题常常是茶党多么可笑里克•佩瑞多么可笑卡扎菲多么可笑，可有一次我们讲到了尤金尼德斯的《处女自杀》和《中性》，后来竟然一直讲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像是从天而降的额外奖励，“你忍受了那么多无聊话题，现在讲点你喜欢听的吧。”这样的额外奖励还有一些：这个楼层IT部的小哥读了十年夜校终于本科毕业，学位信息科技，虽然这十年间他一直只靠高中学历为这层所有人修电脑，没人比他懂得更多。我的老板，一个漂亮女人，参加叔父的葬礼回来竟剃了光头，那冰冷而夺目的模样像极了《V字仇杀队》里的娜塔莉·波特曼。有一天我觉得头晕就去医务室看医生，医生的名字安妮·史太森，她为我量了血压测了心跳用锤子在我腿上敲敲打打，最后说我只是疲劳过度。她问我还需要什么，我忍不住问她：“你有没有读过艾略特的《荒原》？里面提到了你的名字，那几句很美：

“史太森！你记得我们在麦来船上！

去年你种在你的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能开花吗？”



史太森，夏天来得意外，随着一阵骤雨，到了斯坦伯吉西；我们躲在廊下，等太阳出来，便到郝夫加登 ，去喝咖啡，又闲谈了一点钟。我记得那些闲谈时我说过的话，我怎么可能忘记我自己，而你说的那些，它们渐渐埋进死了的土地。我们遇上的那些顶有趣的人（他们真的存在吗，还是生造的幽灵？），学开热气球的旅舍老板、一天工作二十小时的消防员、从加拿大开摩托直到阿根廷的疯子，他心里这么愁苦，他的老婆刚和人跑了，他们曾经多相爱，他为她断过手臂坐过牢……

啊，我们走过的那些不真实的城、沽取往日威名的墓园，我们从伊斯坦布尔走到布拉格去结识的那些人，而现在我又见到他们了。我从我的办公桌隔间往前走一点就是巨大的观景玻璃，眼前一边是大海，船只静静停泊海鸟无声叫唤，另一边是草坪，我们遇见过的顶有趣的疯子都躺在那儿，枕着自己的大行李，穿得破破烂烂，晒得乌黑发亮。他们想必都是乘海岸线上停着的那些船来的，是五月花号、不列颠号、还是铁达尼号？那些无声叫唤的海鸟想必都跟着他们横飞了大西洋，而从我的办公室往下一望，这些有趣的疯子都和海鸟一样小得无法分辨，这么小着么小又让我想起碎纸机上微弱的小灯，你放心你写给我的信我也放进去粉碎，绝对机密，没有其他人可以读到。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摄影器材店，买了药水在家里搭暗房；在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相片冲印店，送了几卷彩色胶卷去负片正冲。每周两次办公室楼下的广场会搭农民集市，落市的时候，五块钱能买六枝向日葵或者八枝百合，精神抖擞地盛开七八天。每天早上刚到和晚上快走的时候，老板都不在，我便在网上读一会诗读一会小说。在编程和生产那一大堆保密文件之间，我走到巨大的观景玻璃前，看一会躺在草坪上的背包客，做一会白日梦。

朋友来看我，我颇庆幸地对她说，“总之这工作有很多空闲，能做白日梦，很适合我。”朋友反击道：“既然那么喜欢做白日梦，为什么不找个专做白日梦的工作？出版啊，创作啊，你都可以试试嘛。”

我无言以对，我想说的话听起来像是强辩。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它们都有缺陷，我只是捡了一条比较有信心的去走。至于这信心的由来，与其说是理性判断，不如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良心上的渴求。这世界从一开初就有两种事业，一种在创造，一种在修补。我崇拜那些会创造的人，喜欢听那些埋头苦干几十年造出个惊天动地的玩意把所有人都远远甩在后面的故事，并希望我在自己的生活里也能创造些什么，一个小故事，一组小照片……可我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它如何周而复始如何进步——却寄托在那些修补匠上。他们从前任那儿继承了一个陈旧破裂的花瓶，有许多裂缝，许多漏洞，到处都在淌水，这怎么可以用呢？但他们没有其他花瓶了，也只能凑合凑合。今天他们在这个缺口涂些胶水，明天他们在那个裂缝填些泥巴，颜色大约和原先的泥巴稍有不同，可那个口子至少不漏水了。有几天他们得了闲，就给花瓶添个把手，或者画几片叶子，花瓶仍然是旧的，却漂亮了些。我在这些修补匠的事业里看到了对世界更坚定的信心，而我的良心迫着我去做他们的一员。

于是我坐在办公室的隔间里，我所负责的成千上万的数据代表着这个庞然大国的经济结构，这也是一个陈旧破裂的花瓶。养老金很快要发完了，很多人看不起病，经济增长得越来越慢，共和党和民主党永远不能对税收达成一致，华尔街上嚷嚷着要多印钱，而通货膨胀的危险却越来越大……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系，这么多漏洞，这么多弊病，到处都是不满，到处都看似无解，但是不能推翻了重造一个，只能今天在这个缺口涂些胶水，明天在那个裂缝填些泥巴。我也无非在做这些，在我前任的几百行程序上加上几百行，用他做过的模板去填新的表格。这些繁琐的修补慰藉着我的良心，我知道我做的几个图表最终送到了本·伯南克那儿，也许对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表决有所增益吧。于是我想，我对这个世界并不是了无用处的。